《我要》创作谈：假设六指是美丽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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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

胡诗瑶，1995年出生于四川，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硕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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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夏天我在台北听一个性别讲座，讲者介绍自己是残酷儿——残障者的身份叠加上酷儿。（现在大都提倡讲有障群体，性少数群体则是性多元群体）他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同志身份和对于性的好奇、追逐，其中不乏身体障碍导致的失望和气馁。讲座结束他轻松地说，祝大家一生幸福，性爱的性。

我很难过，野心勃勃想要写一个愤怒的故事。有障群体、性多元群体、性欲，这些元素构成了最初的故事框架。我给小说起名叫《我要》，一个失能中年男人被迫远离了大多人都触手可及的性，而他要夺取回来，这是我原本打算写的故事。由社会刻板印象和家人过度关怀所带来的暴力，我想让他用“性”发出另一种声音来回应。就像那位讲者说的，欲望是很好的一件事。

接下来要考虑的是短篇小说能容纳的时间长度，现在的故事选择了小学到初一这个特殊的人生节点，中间跨越了2008年地震。以往的故事时间线更漫长，从小学到成年。因为有成年之后的畏缩，整体的基调也更为阴郁。写着写着我有些厌烦，这样的叙事常见且沉闷，也没有使我体味到小说本身虚构的快乐。大概是觉得没什么新意，所以就一直在扩写更有手感的童年部分。这样写下去，童年和成年两个部分的分裂感就更重了。最终我舍去了原本关于“性”的构思，也没有再让乙娃儿长大。

这个小说是我原本的写作计划里的一个意外，这样的偏移其实挺常见。但割爱总是很难的，要跟自己的固执谈话，也要照顾到我的小说房子受力是否均匀以防坍塌。我想，促使我做这样的修改，除了编辑坦率又专业的建议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我发现我对笔下的人物产生了一些情感，不愿意让他们面对成年后更严苛的事。

我越写越爱他们，越舍不得他们受苦。于是我又设计了乙娃儿和白雪公子的重逢，想让他们再说几句话。现实生活中着两个人未必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大概率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听到彼此的名字。不过乙娃儿和父亲的重逢就没有办法了。生活有生活的逻辑，小说也有小说的。要是父亲乍然出现，就比较像电视剧了。小说里的巧合应当是有限的。

我的小学同桌上课爱打瞌睡，经常会听到老师幽幽地恐吓——睡嘛，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去睡大马路。汶川地震那一年我就睡了不少大马路，我觉得马路没什么不好，一抬头就能看见星星。我每天理所当然地不劳而获、不劳而食，救灾物资里有于我而言难得的美味，方便面。我长了张廉价的嘴，对方便面的爱昏天黑地。以前大人不准吃，说没营养。那时候我每天都嗦着难得的美味，感到无比幸福，这种幸福在提供免费热水后达到顶峰。旁边的阿姨见我这个吃法，很害怕，把娃儿些整造孽了嘛（把孩子们搞得太惨了），她说。

小说里地震这个背景和乙娃儿那种轻盈的语调就是这样来的，在这样大的灾难中，我感到幸福。那段时间不用上学，右手中指第一个骨节原本强健硕大的茧变得软塌塌的，几乎要消失了。我为了延长自己不上学的“假期”，真诚地希望再震几次。小孩因为无知所造就的残忍，这也是我努力想要表达的。

我给乙娃儿也做了这样的设计。他的腿坏了，在一个偏僻的小镇，不存在无障碍设施这样的意识，他的世界变得很小很小。但又因为阅读，他较早地成熟，所以他在家看书会有“扒着棺材朝外看”的感觉。小时候因为生病，乙娃儿才得以穿过城里与乡下的界限，去到气派的医院，吃上肯德基。稍大一点又因为地震，有了逃离三楼房间的机会，去到广阔的人群里。小孩在故事里面觉得开心，大人读起来还是很会教人哀伤的。我想要这样“隔着”的感觉，邀请读者以无能为力的上帝视角，充分地旁观和想象他的痛苦。对读者来说可能是件残忍的事，但对小孩尤其是行动障碍的小孩来说这也算不上什么。

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四川的偏远小镇，免不了有四川方言。修改之后我原本打算把小说名改为《不存在》。

“不存在”在四川话里有许多意思，甲说，添麻烦了哦。乙回，有啥嘛，不存在。这里的不存在是客气话，表示没关系。另一种情况，顾客问，这个衣服不得缩水哦？店主悠悠答，不存在。是对对方话语的否定。放在小说里也比较好解释，“不存在”本身意思可指代不存在的父亲，也可以是乙娃儿对此的态度，没关系。整体上突出四川方言，我很希望留住这种风味。然而“不存在”作为题目会让我觉得有些冰冷，好像没有人在走动。“我要”就比较激烈、积极，而且这是个不完整的句子，甚至可以说是病句，更贴近乙娃儿模糊的感知——想要，但不明确要的究竟是什么。缺席的父亲得到了孩子更多的爱，残障孩童在地震的困局里得到了自由……这些是生活和小说里罕见的逻辑。我想要抓住、挤出这些不对劲的部分，如果读者接收到，那就太好了。

我越来越体会到写作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，也因为不那么容易，所以才好玩。感谢Astory的编辑老师们跟我一起玩，可能正好过年，我老觉得我们像是一群悄悄制造和燃放烟花的人，谢谢你们跟我一起讨论什么样的烟花是更美的，你们是乙娃儿和我的好朋友。

四川辣妹 2023.01.24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