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巴别塔》创作谈：词不达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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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

王正宇，1998年生于安徽，11岁时转居内蒙古。一个至今仍会在考试前因紧张而失眠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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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读《阿小悲秋》时，留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小说实际发生情境中有汉语和英语，作者文中却没有在直接引语前做出特别说明；全文没有出现一个英文字符，读者却很容易通过语境判断人物口中说出的是哪种语言。

这也成为我构思《巴别塔》的动因，即拙劣地效仿这一写法。在这一写作动机下，《巴别塔》的第一版是一个雅思口语教师的一天。她生于小城市，有国外旅居或留学的经历，最终回到了老家的补习机构上班，每天和一群口语成绩浮动在5.5分上下的孩子们聊天。我打算把他们练习口语时的对话直接用汉语复现出来，呈现为一种“词不达意”的怪异效果（很多雅思口语题预设的情境离我们的生活太远，比如谈论“派对”、“水上运动”、“公开演讲”等等，缺乏相关经验的人只好瞎编，编出来的故事再经过普遍不太好的口语一表述，会变得很离谱）。在我想达到的小说效果里，老师细密写实的上班生活与上课时学生们滑稽的口语表达互相穿插，形成一种谐谑的对照。但这里老师的一些心理活动应当是十分微妙的，我暂且处理不好这种心态。于是，初版《巴别塔》就此搁置。

最终我还是使用了我的个人经验。我曾在五、六年级时上过一阵子外教课，那也恰好是小城市口语培训风气较盛的时候。一个不知国籍和来历的外教老师，面对一群心态各异的孩子们，成为小城市外教课最常见的配置。小说里的安就是以当年那位老师为原型的。她成天带我们做游戏，也引发过一些“上进”同学们的不满。虽然那位外教没有以小说中那种过于直白的方式被请离，但她确实与我们在课堂上发生过冲突：她被气得在课上大喊大叫，下节课前我们又和好了。我曾一度对这位外教老师充满好奇，她是出于什么心态，游荡到了这座北方城市？在不给我们上课的日子里，她又在做什么？可惜我没法从她的视角展开故事。

史佳琪则是我从小到大见过太多的“好学生”们，我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。借用她的视角进入这段故事是相对容易的。在小说里，我对史佳琪堪称温情脉脉，算是对过去的自己“顾念旧情”。史佳琪在成长过程中，开始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，无论是学习考试之外的知识、还是和她不熟悉的人类相处。她试图逃避或者绕开，可惜她以后的人生里还会碰到更多这类事情，直到将来的某场失败彻底击溃她，长久积压的挫败感涌上来，无法承受，她才会开始尝试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她的位置。将来我大概会写一些史佳琪这类孩子长大以后的故事。

让我们回到语言的问题上来，这篇小说的写作初衷也涉及语言问题。虽然到了终版《巴别塔》里，呈现方式从语言本身成为了人物之间的冲突。“巴别塔”因人类的语言不能互通而落空，外语的学习试图消弭这种阻隔；但在现实生活里，更大的隔阂在语言之外。哪怕是用母语交流，人们也要依赖暗示和旁敲侧击。在小说里，我使用了史佳琪和父母在饭桌上的谈话来展示这一点。

关于文本自身的语言问题，主编老师在修改意见中指出了我被英文句式影响的痕迹。在写论文时，我总是会忍不住在一个句子里塞下尽可能多的信息，直到句子气球般吹胀起来。虽然我读的和写的都是文学专业的论文，但大家好像也不太注意论文本身的语言问题。直到我写这篇创作谈时，我码下的句子仍不免被抻长、扭曲，变得冗余繁杂。然而，我每次拿我的英语作文送去批改时，又会得到“句子不符合英文习惯”之类的反馈。我的汉语和英语都写得不太好，两边在艰难地互相撕扯着。

这实际上也是我对思考的怠惰。好的语言应当是备历打磨的，我却下意识地接受日常生活、学术训练中抛过来的一切语言。我在读一些港台作家的作品时，常惊异于他们对语言的使用，密丽又不失“古意”；现代文学中也有很多作家以文体意识闻名，有的堪称现代汉语的典范。但每一种语言背后指向的是作者的个人成长史和时代，他们各有各的语境，因而直接摹仿也不可行。我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写作与思考，才能获得适合我的语言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