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母亲的真实与虚幻》创作谈：如果我只能书写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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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

浩原。现居上海。平时自己写作，也教小朋友写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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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六月份，我读完了2020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《舒吉·贝恩》。当时，这部作品刚在国内出版，我很快买到它，并读完了它。这部作品在前期宣传时我便非常关注，当时的作品介绍里提到了一些我非常喜欢的内容要素，其中我最看重的是这两个：“美丽的母亲”和“受欺凌的孩子”（凭印象总结的，也许并不准确），并且这是一部“自传体小说”。等拿到全书开始阅读，我发现自己喜欢的这两个要素确实占据着故事内容的重要位置。经由这两个要素可以自然延伸开的联想，有母亲的爱情故事，还有孩子的成长故事，这些书里也都写到了，写得全面、细致。在阅读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叹的，是这个孩子，也就是舒吉·贝恩，始终没有放弃母亲。他对母亲能够戒酒始终抱有希望，他也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，看着她感受情爱眩晕般的快乐，和她一起熬过穷破生活里冰冷清晰的痛苦。

我本以为这本书会让我感受到我和作者生活的相似性，但其实并没有，故事与故事是那么不同，这位美丽的母亲与那位美丽的母亲也不一样。不过我能够想象舒吉看向自己母亲的眼神，这眼神里包含着怀疑、惊讶、同情与关怀，因为我也有过。我并不能直接想起来是在哪件具体的事情上，但我肯定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过母亲。这更像是一种主观感觉上的真实，而虚构提供了处理主观感觉的空间。

写完《母亲的真实与虚幻》，最大的问题是体裁。有人看完问这个故事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。最开始，我是以散文的态度创作的，但后来，当我写到一些地方，我选择了一种偏向虚构的方式来展现，我想这是这个故事令人产生体裁困惑的原因。整体而言，它很真，可是有些地方，它又有点虚幻，有点似是而非。也许这会被一些读者所诟病，但我自己喜欢。另一方面，坦诚地说，这种写法中确实包含了我的不愿面对，我的无法处理，我目前能力的局限，可它同时也让我能够在一个相对平和的距离去凝视“我”和“母亲”的关系。我想写出来的“母亲”是什么样的，我想写出来的“我”又是什么样的，他们肯定不是完完全全生活中的那个人，他们一定都和真实存在于生活中的人物有所偏差。这种偏差不是一种绝对的区别，而是像不同的光照在人物身上一样，人物因此有了不同的色调、阴影和温度。我选择了一种我能把握，我想要把握的光照方式。也许故事里所展现出来的两个人物的样子，只是我想要给自己的答案。因此，我和编辑最后决定将它的体裁确定为“自传体小说”，我想这是一个目前来说令人安心的归宿。

但体裁的确定，并不是一个作者在书写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，作者可能还是最需要思考自己要写什么，以及如何写下去。我喜欢看那些故事中带有作者个人色彩的作品（不过哪一部作品没有作者的个人色彩？），我喜欢琢磨他们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的。前几年，我读完了美籍印度裔作家裘帕·拉希莉在国内出版的作品。她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作家，她会在小说里多次写到印度移民的故事，或者书写像她一样的美籍印度裔知识分子。她是如何把握这些故事中和她自己生命经验相似的部分的？我总是很好奇这样的问题。一位作家要如何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，去寻找其中的故事，或者，像更多成熟作家所说的那样，当你写完自己的经验，你就必须要去寻找其他的经验。可我也会想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自我真的会写完吗？只写自我是不是很自恋？自我和作品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除此之外，还涉及到写作伦理的问题：我为何能这样写身边的人？如果他们会读，我凭什么让他们面对阅读时可能产生的痛觉？我会不会因此被逐出家门？不过当真正的书写开始，这样的问题又都被抛诸脑后了。

还有一位书写“移民文学”的作家，来自美国的越南裔作家阮清越，他也是我喜欢的作家。我喜欢他写的短篇小说集《难民》中的故事，在那里面，我感觉到一种忧郁而坚韧的气质，我主观臆断这是属于作者的内在气质。但是在他的另一本长篇小说《同情者》中，这样的气质消散了。这个故事是一个紧张的间谍故事，需要处理大量历史材料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作者自己在后记中也提到这本书是查阅了大量资料写成的。我想这恰好印证了我在阅读时的感受，叙事中作者的内在气质和作者的自我让位给了客观情节的叙述，那部分让我着迷喜欢的东西不见了，读完，我觉得很遗憾，因为我认为作者在故事中的自我呈现是非常宝贵的。甚至，有时，我渴望在故事的第一句就读到作者的那个“我”。

我经常写自己生活里的故事，未必是直接写我自己，但一定和我有某种关联。每当我能够将这种关联转化为一种书写的可能时，我就非常高兴，并且激动。我忍不住想要快速地把它们写下来。我也经常遇到写不下去的困难，因为生活的直接内容时常不足以支撑故事的讲述，故事需要作者给予那么多自己的知识、感情和思考。如果仅仅仰仗生活自然的经历，可能是不够的。如果是写非虚构，需要做更多的采访，查阅更多的资料。如果是虚构，可能得想办法丰满那个原本的“我”的故事。于我而言，我并不是一个写非虚构的作者。我还是喜欢虚构，我喜欢看那些从“我”出发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，他们会不会给我带来新的感觉。我也尽力审视着故事中的“我”，看“我”有没有粉饰自己，有没有粉饰心灵中不堪的部分。我总希望可以面对得更彻底一点，这很难做到。我只能一边书写，一边练习面对。无论以后还会写什么样的故事，书写从“我”出发的人事物，是我不会放弃的事情。